VOL 3879
CAT-Q 全名是Camouflaging Autistic Traits Questionnaire，用于测量“自闭症特质的社会性伪装/掩饰”。它不是诊断自闭症的工具，而是用来了解一个人会不会通过模仿、预演、压抑不适和学习社交规则，来掩饰自己的自闭症特质。所谓的“代偿/补偿”指的是：用认知和策略绕开社交沟通困难。
如果一个孩子一岁多能背整本绘本，四岁自己读书，六岁前靠听音频和看纸质书对照，读完英文原版《哈利·波特》，很多家长都会觉得：这是天赋异禀。
Judy的妈妈Julie也曾这样想。
直到女儿14岁那年，因为一次严重的心理耗竭（burnout）被确诊为自闭症，医生指着CAT-Q评估结果告诉Julie，Judy在“代偿/补偿”（compensation）这一维度处在极高位置，报告里对应的百分位达到99.02。
拿到评估结果后，Julie这才重新理解Judy的那些“天赋”，它们不只让她读得更快、学得更早，也帮她把感官痛苦、社交压力和生活困难藏了很多年。
此前，我们分享过2e（Twice-Exceptional的缩写，常被译作“双重特殊需要”）孩子果果的故事。Julie说，她在Judy身上看到了相似的处境。
文 | Kido
编辑 | Jarvis
图 | 受访者
14岁才得到的答案
拿到诊断报告时，Judy反而笑了。
她笑着拼命点头，一边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一种解脱。我终于知道答案了，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了。”
Judy说，那份诊断报告应该在十年前就出现。
但十年前，像她这样的女孩很容易被漏掉。她语言发展早，认知能力强，爱读书，成绩好；她不是那个在教室里最显眼、最容易被老师带去评估的孩子。
Julie后来回看Judy的婴幼儿时期，发现很多特质其实早就出现了：
她还不会说话时，就可以不吵不闹地坐很久，一页一页翻书；
一岁多开始说话后，只要大人读过的绘本，她翻到对应页面，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；
两岁左右，苏斯博士的书她已经能从头背到尾。她喜欢在后院的蹦床上一边按节奏跳，一边大声背书。
家里人当时只觉得她记忆力好，后来才明白，按节奏背诵也许是她最早用来调节神经系统的方式；
四岁左右，她开始自主阅读绘本。家里人精力有限，就给她听电子书；六岁前，她自己读完了第一本英文原版《哈利·波特》。
Judy几乎一睁眼就在看书，阅读推动了Judy的语言和认知发展，也让周围人更难看见她的困难。
Julie后来发现，Judy不是按常见的拼读、认单词路径读完那本书的。
她把整本书当成一个系统：反复听电子音频，再拿着纸质书，把页面上的文字和脑中的声音一一对齐，感觉她像是在脑子里搭了一张这本书的地图。
这种视觉化和系统化思维，也出现在拼图上。Judy从不按边缘、颜色或图案分类。
她随机拿起一块，就能直接放到脑中图像对应的位置。对她来说，拼图不是一步步推理，而是在脑海里还原一张已经存在的图。
这些能力让她看起来很“超前”。但另一面，是很早就出现的感官压力和社交回避。
两三岁时，Judy极度抗拒陌生人。只要有陌生人看她一眼，她就会大哭，让对方走开。
将近两年里，每次出门，她都必须死死抱着一本书，埋在妈妈怀里。手里没有书，她就拒绝接触外界。
上厕所、吃饭、坐车，甚至睡觉，她都要抱着书。家里人把书藏起来，她会到处找，直到重新拿到手里。
那时，Julie也带她去看过医生。医生看到她语言发展很好，直接排除了自闭症的可能。老师也觉得，这个孩子聪明、安静、守规矩。
后来Julie才知道，从两岁起，Judy就开始用自己的高认知能力发展代偿策略。
她很早就能用认知去解释世界。陌生人让她不舒服，但她能判断“陌生人不等于危险”。
上幼儿园时，她几乎不哭不闹。想妈妈了，她就自己看表；还没到接她的时间，她就继续读书或玩玩具。
她通过读书和观察，努力模仿别人。她很想融入集体，不想被当成异类。这就是高掩饰：表面看起来适应得很好，内在却一直在计算、压抑和强撑。
于是，在初二确诊前，Judy一直维持着一个听话、聪明、成绩优异的学生形象。
后来，一位研究自闭症的博士朋友后来告诉Julie，高智商和家庭支持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神经系统，只会让掩饰和代偿变得更强。
环境简单时，这套策略也许还能维持；一旦压力超过承受范围，耗竭（burnout）就会到来。
这里说的耗竭，不是“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”。自闭症人士常说的autistic burnout，研究者通常把它理解为长期压力、支持不足和外界期待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后，出现的持续性耗竭、功能下降和感官耐受降低。
维持“优秀”到耗竭
Judy的耗竭，发生在14岁。那一年，Judy身边的变化太多。
为了方便她上学，家里搬了家；Julie从兼职换成全职工作，放学后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她身边；青春期让她的感官问题更明显；学校奖学金也给她带来新的自我压力。
但Judy仍然努力维持“没事”的样子，外人看见的，还是那个聪明、优秀、安静的女孩。
直到有一天午休，她因为无法排解强烈焦虑，用剪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臂。朋友发现后，把Judy送到学校心理医生那里，学校立刻给Julie打了电话。
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“精英抑郁症”。Julie也知道女儿正在承受抑郁和焦虑，但她隐约觉得，事情不止于此。
她开始查找抑郁背后可能被忽略的原因，最终把目光落在阿斯伯格和高掩饰自闭症上。
Julie查阅了《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》和《Pretending to be Normal》等书，一条条对照Judy从小到大的发育史，然后预约了儿科医生。
这两本书是自闭症谱系领域常被提到的读物，前者是一本常见的科普读物，后者则是作者Liane Holliday Willey关于自己长期未被识别的阿斯伯格经历的书。
这次耗竭，不仅让Judy被诊断为自闭症，也让她作为2e青少年的特质也被发现。
2e指的不是“聪明孩子也有点小问题”，而是同一个孩子身上，既有明显的高能力，也有真实的支持需求。
确诊也使得Julie第一次发现了Judy隐藏多年的困难。
第一层困难，是高认知能力和脆弱感官之间的拉扯。
Judy能参加交响乐团和摇滚乐团，会演奏太鼓、竖琴和电贝斯。
但她其实有严重的恐音。跨年夜的焰火，她每年都要哭着熬过去；马路上卡车经过的声音，也会让她身体强烈不适。
她能接受乐器声，是因为那是可预期、可控制的声音。对很多有感官敏感的人来说，可控的声音和突然冲进身体里的噪音，不是一回事。
灯光也会让她不舒服。户外活动时，她常常皱着眉，强光会直接引发头痛。
她对气味非常敏感，谁去过她的房间，她闻一下就知道。
触觉上，她不能穿带纽扣的衣服，只能接受特定材质的衣物。
饮食也是固定的。她不吃蔬菜，只吃固定品牌的固定食物。换了牌子，她尝一口就会拒绝继续吃。
她还恐高，在购物中心里绝不靠近玻璃围栏。
小时候，感官过载时，她会哭。长大后，她学会了忍。表面看起来平静，痛苦却转成身体反应：有时卡车呼啸而过，她肚子就会剧烈疼痛。
第二层困难，是“懂得很多”和“日常生活很难”之间的落差。
Judy在学术和音乐上学得很快，但生活自理需要每天提醒。确诊后，Julie才明白，这是执行功能困难。
不是懒，也不是不自律，而是启动任务、安排顺序、切换步骤、把一件日常小事做完，对她来说都更费力。
Judy只能把生活步骤写成密密麻麻的清单，贴在墙上，强迫自己照着做。进入中学后，她每天在学校尽量保持得体，回家后就像被抽空。
她常常躺在沙发上对妈妈说：“我的身体休息好了，但是大脑还是很累，停不下来。”
有一天，她看着学校里嘻嘻哈哈的同学，对Julie说：“妈妈，我很羡慕朋友们那种大脑空白、但是每天都很开心的状态。”
过去十几年，Judy靠聪明、观察和硬撑，维持着一个“优秀学生”的形象。她越能代偿，别人越看不见她需要支持；别人越看不见，她就越只能继续代偿。
可以随时退出
女儿Judy的确诊，没有把这个家压垮。
Julie说，那更像一把钥匙，它解释了过去很多年里那些说不清的事，也让家里人知道，接下来不该再把力气用在“修理”Judy上。
Julie和先生都在IT行业工作，两人原本在上海上班，怀孕后来到澳洲生下Judy，妹妹也在澳洲出生，两个孩子都没有在中国生活过。
Judy确诊后，Julie和先生开始系统了解自闭症，也审视自己。他们意识到，自己很可能也是未确诊的自闭症人士，或有宽泛自闭症表型特质。
Julie所说的宽泛自闭症表型，也就是邹小兵教授提过的“自闭症特质”，它指的是一个人有一些和自闭症相关的认知、社交或感官特质，但不等于他已经被确诊。
比如Julie的先生不爱社交，Julie自己有明显的感官问题和系统化思维，极度遵守规则，也很讨厌闲聊。对他们来说，现在再去确诊意义不大，但这种自我觉察让他们更能理解女儿。
IT行业相对清晰、规则明确、允许深度专注的工作环境，也让他们看到了一种可能：Judy未来不一定要按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路径”走，她需要的是适合她神经系统的环境。
确诊前，医生曾说Judy大脑发育不均衡。Julie也曾刻意安排各种活动，让她练钢琴、做健美操。确诊后，家里决定不再强迫她补齐每一块短板。
Judy主动放弃了需要大量精细动作的钢琴，转去学竖琴。后来她又迷上电贝司。家里学着尊重她的选择，而不是把每一次改变都当成问题。
Judy的妹妹是则神经典型孩子。Julie说，在她眼里，妹妹其实比姐姐更“聪明”：读书、音乐、运动都能很快领会，也能比较轻松地超过同龄人。
得知姐姐确诊后，妹妹很平静。但她终于理解了，姐姐为什么有时请假不去学校，为什么考试会有单独考场。
姐妹俩在家相处很好，也有共同的朋友。有时朋友来家里过夜，Judy玩一两个小时，感官快过载时，就自己默默回房间看书或画画。
大约一小时后，她恢复了一些，就会再重新加入。大家并不觉得这件事奇怪。Judy可以在中途离开，也可以回来。
学校的支持，也把Judy从退学边缘拉了回来。
Judy确诊后，自己把结果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。朋友们的反应大多是：那又怎样？
她在学校掩饰时压力很大，有时甚至不吃不喝。同学们发现后，不会围着她追问，也不会用大道理开导。她们会买来食物，放到她手边，安静坐在旁边，等她慢慢吃完。
学校也和家长一起制定了个性化学习方案：
Judy上课时可以戴降噪耳机，可以随时离开教室休息；
老师不随机点名，不突击考试，会提前给教学大纲，尽量减少“计划外”变化带来的焦虑；
集体活动和体育课可以不参加，也可以单独调整；
可以使用残障人士专用厕所；
考试有单独考场，也有额外时间和休息安排。
这些支持实施后，Judy在学校的心理消耗明显下降。
对她来说，“可以随时退出”本身就是安全感。当她知道自己有退出的权利，学校反而不再像一个必须硬撑到底的地方。她比以前更愿意去学校。
Julie一家还申请了NDIS，即“澳大利亚国家残障保险计划”，为符合条件的残障人士提供与残障相关、合理且必要的支持，范围涉及教育、就业、社会参与、独立生活和健康福祉等方面。
Julie说，现在Judy可以每两周接受一次职业治疗和语言治疗，每四周接受一次心理咨询。
他们还在继续学习，想进一步弄清楚，需要提供哪些支持措施，才能真正改善Judy的生活状态。
现在的Judy，不必时时在脑子里计算、观察、模仿，也不必把自己演成一个完全符合普通学校期待的孩子。
她也许不再只是别人眼里的“天才女孩”。但她终于可以在需要时随时退出，也可以等自己恢复后再回来。
而她的家人、朋友和同学们也知道，她退出时不是逃避，回来时也不是“好了”。
参考资料
[1] Hull, L., Mandy, W., Lai, M.-C., Baron-Cohen, S., Allison, C., Smith, P., & Petrides, K. V. (2019).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amouflaging Autistic Traits Questionnaire (CAT-Q).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, 49, 819-833.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0803-018-3792-6
[2] Raymaker, D. M., Teo, A. R., Steckler, N. A., Lentz, B., Scharer, M., Delos Santos, A., Kapp, S. K., Hunter, M., Joyce, A., & Nicolaidis, C. (2020). “Having all of your internal resources exhausted beyond measure and being left with no clean-up crew”: Defining autistic burnout. Autism in Adulthood, 2(2), 132-143. https://doi.org/10.1089/aut.2019.0079
[3] Arnold, S. R. C., Higgins, J. M., Weise, J., Desai, A., Pellicano, E., & Trollor, J. N. (2023). Confirming the nature of autistic burnout. Autism, 27(7), 1906-1918. https://doi.org/10.1177/13623613221147410
[4] Attwood, T. (2006). The Complete Guide to Asperger's Syndrome.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.
[5] Willey, L. H. (1999/2014). Pretending to Be Normal: Living with Asperger's Syndrome.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.
[6]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. (2026).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supports.
文章版权归「大米和小米」所有，未经许可，严禁复制、转载、篡改或再发布。本号长期征集线索/稿件，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提供线索/投稿请联系：contents@dmhxm.com。
点击拨打大小米服务热线
汇盈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